任性、一意孤行还是感性的《瓦尔登湖》–欧美文学

文章摘要:

任性、一意孤行还是感性的《瓦尔登湖》–欧美文学,《瓦尔登湖》是美国著名作家亨利.大卫.梭罗独自一人独居在瓦尔登湖畔的自我感悟,在这生活的几年,把自己所见所闻,以简洁简朴的话语,为我们描绘了一副追求自己的良知与大自然结合,来表现自己的内心活动,也体现了他本人对自然的热爱。

梭罗也为自己写了一首诗

我并不梦想

装饰一句诗行;

要接近上帝和天堂,

莫过于瓦尔登湖——

我居住的地方。

——亨利·大卫·梭罗

铅笔厂厂长梭罗,他真的不是隐士

与爱默生、布朗森·奥尔科特、露易莎·梅·奥尔柯特这些在康科德居住的名人不同,梭罗是个地道的本地人。

1817年,他生于老弗吉尼亚路上的一所房子里。当然,他们家随后就搬到了麻省的切姆斯福德,随后又搬去了波士顿。到亨利7岁的时候,一家人还是回到了康科德,他的父亲放弃了教师的职业,开了一家铅笔制造工坊。

亨利·大卫·梭罗

可以说,亨利成长于此地,足迹遍布周围的河流与森林,并在这里接受了正式教育。除了他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四年,在斯塔滕岛当家教的一年,以及一些短途的旅行之外,他的一生都是在康科德度过的。

在美国,没有哪个城市像康科德一样,与这个国家的政治与文化历史有如此密切的联系。梭罗从哈佛毕业回来之时,这里已经成了美国的圣地之一,同时也是新英格兰超验主义运动的中心。超验主义俱乐部的集会在爱默生的家中举行,吸引了来自剑桥镇、波士顿,以及本地的积极分子。

超验主义思想最终转化成了许多实际的公共运动项目,比如女性权利、教育改革、提高女工劳动待遇,或是废奴运动。梭罗在这个圈子里并不孤独,他激烈反对1850年妥协案,根据这一法案,北方自由州必须将黑奴送回南方奴隶主手中。梭罗曾把黑奴藏匿在康科德的家中,并帮助他们逃往加拿大。

梭罗也积极参与康科德演讲团体“学院”的活动,一生中在“学院”发表了近20次演讲。在1843年,他是团体中最活跃的组织者之一,并且主管财政事务,离任时盈余9.2美元。

同时,梭罗是实业家、创业者,他以严肃的态度在父亲的铅笔厂工作,开发了新的纯度更高的石铅,制造的铅笔销量很好,并以优秀的品质获得了奖项。1859年梭罗父亲过世,他随后接管了铅笔厂的业务。他也是拥有技术的专业人员,专家级的测量员。

这些形象跟他的生活方式似乎不太匹配,或者跟他表现出来的生活方式并不相符——通常,大家似乎认为他是个很悠闲的杂务工。

《瓦尔登湖》,失败作家的代表作

要确定梭罗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、什么时候成为作家,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,因为他根本不能靠书来养活自己。

不过《瓦尔登湖》这本书却是源自它的前身《康科德及梅里马克河畔一周》。1842年,梭罗的兄长突然过世,使他身心遭受重创。他准备写一些纪念性的文字,这需要他找一个合适的地方,不受打扰地待一段时间。他最终找到了瓦尔登湖。

爱默生在瓦尔登湖拥有一片林地,于是欣然应允梭罗前去居住,梭罗顺便可以清扫杂木,栽种新树。1845年7月4日,美国国庆日,梭罗就搬去了瓦尔登湖居住。他在那里住了两年多,其间也常常回到康科德探望家人和朋友。

瓦尔登湖梭罗小屋的复建品

《康科德及梅里马克河畔一周》出版于1849年,作为新作家,梭罗放弃了版税,赢得首印1000册的待遇。四年之后,还有703册没有售出,梭罗回购了这些库存,在日记中写道:“我现在拥有了将近900册藏书,其中有超过700本都是我自己写的。”

在写作《一周》的时候,梭罗将心思和精力投入了另一本书的写作中。《瓦尔登湖》的第一稿完成于住在瓦尔登湖期间。到1854年,波士顿的出版社Ticknor & Fields终于不太情愿地表示愿意出版,毕竟《一周》已经是一本失败的图书了。《瓦尔登湖》出了7个版本,篇幅越来越长,内容也越来越复杂。

《瓦尔登湖》首版

牛津英文经典的版本选择了1854年8月由Ticknor & Fields出版的首版文本,这也是梭罗在世时出版的唯一一个版本。

从细节来说,难以判断文本究竟是不是作者最终的意愿。由于梭罗寄给出版社的校样遗失,现在无法分辨哪些改动是作者的意图,哪些是出版社编辑的想法。由于五年前《一周》的失败,梭罗并不具备与出版社较真的资本。他那时候还不是什么有名的作家。尤其是在拼写和标点的问题上,出版社的编辑和排字工往往有权去决定对错。而且每家出版社也有自己的编辑风格,除了对极为重要和脾气不好的作家,他们一般也并不妥协。

误读,也许是流行的必要元素

梭罗在世的时候,《瓦尔登湖》并没有受到读者的欢迎。爱默生对梭罗更多的是朋友情谊,而不是把他当作重要的作家来对待。当时的评论家也并不重视这本书。第一位认真对待它的评论家是一位英国女性——乔治·艾略特,她在1856年1月发表在《威斯敏斯特评论》的文中盛赞了它对“自然现象的细致观察……文字诗意而感性”。

瓦尔登湖,摄影师:斯格特·米勒

现在可不一样了。如今,《瓦尔登湖》早已闻名世界,其影响力已经很难估算了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四十年,它就已经有了超过50个译本。它所宣扬的独立精神影响了托尔斯泰、甘地和马丁·路德·金等许多的道德与政治改革家。许多环境保护主义者都将《瓦尔登湖》作为他们的事业起点。最近一项调查发现,美国的教授认为《瓦尔登湖》是最应该教给学生的19世纪文学文本,远比《红字》和《白鲸》重要。

为什么?也许是美国的读者认可了书中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批评,这些观念读起来很有趣,但是他们自己不太可能真的按照它倡导的方式生活。

核心的问题是,究竟哪一个人是“梭罗”?区别在于,一个人写了《瓦尔登湖》这本书,还有一个人通过这些文字在与读者对话。在《瓦尔登湖》中的“梭罗”,“完全不需要邮局”,对报纸也表达过蔑视。但是根据梭罗的第一位编辑弗兰克·桑伯恩所说:“在康科德的居民中,跑邮局最勤的、看报纸最多的,就要数梭罗了。”

所谓的林中隐居生活,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瓦尔登湖不是荒野,而是当地居民经常去度假的地方。梭罗也不是真正“住在”瓦尔登湖,说起来更像是在那里野营,更不是隐居。他经常进城,小屋也接待了许多访客。

如果有人觉得《瓦尔登湖》只是关于孤独的“林中生活”,那绝对是误读了这本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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